2018年6月5日

时间：08:30-11:30

地点：北师大英东楼559

主讲师：曾晓东

议程：

一、讨论昨天参观浦洼小学后的感受和思考

二、了解在国际和整个中国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小规模学校所处的位置

三、公共教育的正当性“教师在专业里可以做什么（专业背景和技术手段）改变我们的不利局面（人和人之间的差异）？”

四、小规模学校在教育体系中末端的生态可以如何去激励改变

1、北京周边的乡（以蒲洼乡举例）小学在100人以下的学校占全乡小学比例50%，和景泰县比例相仿。

2、北京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年龄平均28岁，但整个白银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平均年龄40岁，中心校平均年龄30岁左右。 

3、北京周边的小规模学校能够灵活调动和使用的城市教育资源很多（包括教师、资金、专家等）。

4、浦洼当地教委对教师的成长和学习重视，为教师提供平台。学校和学校之间，学校和专家之间学习、培训的机会多。

5、因为并没有形成内在文化，钱枫老师提出的“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在景泰为首的迁出区并不适用。甘肃的孩子所在的村庄更加没有社区感，更多的是依托学校去完成孩子的养育。

6、甘肃的小规模学校几乎承担了养育学生所有的社会功能。同时，乡村的小规模学校正在逐渐迁移、消亡。小规模学校地区留下的都是没有外迁能力的人群，以蒲洼为例，一旦孩子去了别的地方上学，那么这个乡、村子的文化就不存在了。

 7、 或者说现在的城市也缺少了这种社区感，对门不相识，个人的“孤岛心理”很严重。

1、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形成——个人行为的外部性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变迁

   举例：

富人区的形成（个体的选择居住和教育地点，出价最高者可以去想去的地方）

贫民窟的形成（一些特殊事件或劣势环境因素，造成有能力者的迁徙，没有能力搬走的人没有选择。

北京作为全国教育、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教育分布也存在这样的个人行为的外部性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变迁结果。

   举例：

海淀（全国教育领先区域）

外围（城八区以外的学校）和城八区的学校在北京的教育领域没有对话的空间

2、全世界的国家都存在这种个人选择外部性造成的社会结构变迁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用手中的钞票以及掌握的资源和信息来去为自己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地方。这种最好聚集起来就会使使代际产生巨大差异。比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教育困境。

举例：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选择，工人阶级及黑人子弟以及少数族裔的子弟陷入越来越糟糕的境地。黑人居住的地方房价极低，依然卖不出去。所以出现很低的价格“1美元”保证交易的存在。富人区的房子是竞标的。

3、如何在结构变迁造成的社会两级越来越分化的局面下维持一定的“公正”——“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

既然依靠人类行为本性会导致人、族群、地区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差异不止表现在经济，还表现在文化、生活方式的差异），一些人处在“被淘汰”的状态下，政府就要出来“平衡”此前累积下来的差异，用“有形的手”予以干预。

4、“有形的手”如何干预

 亚当斯密（市场自由论）中产生的：

道德情操论

资本下产生的巨大差异，希望通过道德来解决人类引发的问题。实践领域，慈善组织和宗教组织大量出现；西方社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通过慈善组织和宗教组织（道德、共情的作用）去弥合阶层和社会差异。

 马克思（无产阶级的团结）中产生：

协商制度和法律

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对社会既有秩序的冲击，所以马克思主义名下出现了自我修正，用制度和法律的方式代替斗争，使得群体的声音能够被听见，意见能够表达、诉求在机制上得以体现。（教师工资的协商制度、工人失业的协商制度）

5、当前世界面临的冲突和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关系

道德情操论和协商制度能够弥补社会发展中的结构变迁造成的矛盾。但随着“全球化发展”使竞争超越国界，法律和道德由于文化差异产生了新冲突，两套协调体系失灵了，这是造成全球动荡不安的原因。 全球的问题，和小学校越来越衰败实际上和世界格局密切相关。乡村小规模学校是“世界缩影”。人和人间由天生禀赋差异带来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差异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去弥补。

北京的浦洼小学、甘肃的小规模学校在城市化进程的潮流中将不可逆转的衰败。甜水小学所在的村庄人越来越少，甜水小学的关闭在所难免。

6、“有形的手”应该干预到什么程度

当小规模学校办学成本越高、生存难度越大；县教育局就会大规模的关闭乡村小规模学校。但是其所在地区剩下的都是没有能力搬走的人，如果政府不给这部分群众提供教育，政府有形的手对公正就失灵了。故而社会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倡导保留小规模学校，希望通过暂缓政府的人为干预，去缓解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暂停会不会扭转形势？长时段上看，未来小规模学校仍会有人员流动，留下的人的境遇会越来越糟糕，教育到达“最后一公里”的成本和难度会越来越高。更加需要靠道德和法律去弥补这个个人行为的外部性造成的问题。

政权和资本为例：当一个国家出现富可敌国的资本家的时候政府会陷入尴尬境地。中国的西汉时期出现了很多富可敌国的资本家，便用政权的力量去打压商业的力量。例如王莽在商业发达后政府无法控制资本的情形下，便下旨封海、禁止沿海商业贸易，用政府的力量去剥夺资本的力量。

整个社会在政府不断履行公共职责时，另外一拨人使劲拉着政府，不要过分让“有形的手”使用力量。保证社会最低线的良心、道德和情操。

李宝强老师：道德层面，小规模学校必须要存在。从社会角度来说，对于一个农村小规模学校，是在弥补一个小地区的人才、经济短板。个人的角度老说，农村小规模学校造成的原因是社会发展，不完全是个人造成。除了天赋差异也有社会外部成分在里面，是社会剥夺了他们获得好的教育的权利。

如果小规模学校不存在，那么就面临撤点并校。相应的，学校规模扩大也会造成教师对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等弱势躯体关注的削弱。而这正是农村地区的需求和小规模学校的优势。

李振华老师：（小规模学校）存在的意义在于实现教育公平，道德层面是一种关怀，让最底层的人具备生存能力，不给社会造成动荡因素。小规模学校也给残疾、智障一类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得到人格的尊严的环境。给他们一个向上的积极的鼓励。

邵丽丽老师：小规模学校都是被遗落的家庭和孩子（留守儿童），或许更适合生活在小规模学校被个体化的关注。

欧老师：我认为老师努力的意义是途径，为了给弱势群体一个学习的机会，保障农民的权益及解决民生的需求。

曾晓东老师：教育体系一直认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所以一直把老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师的发展）作为工具和手段。但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人把从事工作本身作为幸福的来源，老师本身的创造性、幸福感本身也是其目标了。由此政府也不可以再把教师作为工具使用，而需要将教师的主动性作为目标去对待。这就产生了全球范围里关于教师赋能的讨论，教师需要有一个心理去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爱和能力。

张克莲老师：老师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发展学生，教育不止是教知识，还应该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

万国霞老师：教育孩子能成才就成才，尽自己所能还是要教育孩子去成才。

李宝强老师：虽然也许大概率不能成才，但是要保证孩子能成人。不要走入极端化，不良发展，成为社会的负担。要有文明、健康、礼貌的能力。小规模学校有“帮社会托底”的功能存在。让孩子在激烈的环境中有一个关怀的意义在。

高晓雯老师：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大规模学校的军事化管理，以范士铎为例，景泰一小每个班有80名学生，这样的学生因为在成绩上或其他方面跟不上，就会被没有时间个别化教育的大规模学校的教师放弃、进而被家长放弃、进而学生自己放弃自己；造成学生的自卑。大规模学校不能慢，需要统一化、好管理，无暇关注慢的学生，小规模学校可以进行慢教育，多样化的教育。好的教育应该是合适一个人的教育，而不是流水线化再摧毁他。

邵丽丽老师：云南特别偏僻的县城只有一个学生能考上大学，小规模学校一个意义是能够打开固化阶层的可能性，老师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学校能够给到这个社区里的孩子一种社会普遍认为的“成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小规模学校应该给孩子一种发现美的可能性。孩子如果能发现美，就能够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和社会相处，更好的生活。也许不能走向一般的上大学、成才，但是不至于被我们遗弃到社会的角落里，不能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去成长。

教师专业化的两个层面

本体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

曾老师： 在北京教育局也有一句话：“海淀的家长、东城的校长、西城的老师”。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倾斜造成乡教育环境的恶化，农村有上进心的好老师基本上也都离开了，也就加剧了这一现象。农村小规模学校是一种公共责任，可以为有“个性”需求的孩子提供一个更合适发展的场所。达到这个效果还有一个先提条件，就是需要有一个关注孩子的好老师。现实中小规模学校的老师往往因为实际问题被分配到边、机制建设极不完善的小规模学校，也就很难在教育体制里排名往前。种种现实经常打消教师的积极性，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李宝强老师：是不是可以“差别对待”？景泰的现实是小规模学校的老师基本上不交流，出卷、阅卷讲课都是自己，没什么听评课活动可以对比的，导致老师一直在水平上停滞不前。其对全县教师的评价是城区学校和小规模学校分开，城区评城区的优质课，乡村评乡村的优秀。学生的成绩在乡村小规模学校不做过多要求，但是排名还是在一起。

 李振华老师：甜水小学在靖远县成绩不是垫底，但是学校在学区没有发言权。学区对学校的教育资源的投入都相对少，甚至连老师的培训也轮不到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学校想要改变环境，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外部资源，教师自身努力去获得培训，为学校建设争取资源。

 李宝强老师：小规模学校教师少，一个萝卜一个坑，即使学区给名额教师也出不来培训。

 曾老师：其实现在这些问题很具有研究价值，宝强老师说的区别对待很重要，但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区别对待层面是教师评课，小规模学校和城区学校区别评课。但是教师的能力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知识的加工、环节的设计能力，这叫优质课（对知识方面的考评）。但是其实老师还应该有一个专业能力（出自《中国小学专业教师标准》），是教师对学生的干预和指导的能力。这是目前的教师评价方法中，我们没有办法识别的。教书可以评，育人不会评，也就是说目前的教师评价专业技术限制了我们对老师育人水平的识别和确认。我们目前的体系里发现不了这样育人能力强的老师，这样的老师只能是自我欣赏。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方式评估老师在育人方面的专业行为。

 这就引出了教育督导里面“先进事迹”“优秀教师的案例的识别”，这和评课是不一样的技术方法。老师可以拿出一些案例来，大家去比拼案例，探索其真实性和社会影响力。故事公示了一段时间后大家对这个故事确认无疑，它就可以成为这些老师的一种育人故事的识别，这称为“教育故事”。用一种记录的方式去看，比如王老师可以拿老师在课堂上读的信去公示。这里面可能会存在作假，但是因为需要公示，需要不断去识别事情的真实性，所以最终可以通过教育故事去展示教师在育人方面的专业性。改变教育生态，需要知道教知识是专业，育人也是专业，对教师育人能力的识别是目前中国教育督导，改变我们教育生态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也就是说，我们太习惯于“形式上的精确”（各种打分），打分其实是主观的判断，形式上精确导致我们一直对于打分过于依赖。如果我们学会写案例，学会用“定性”的方式处理我们的教育，实际上会变得更好。当然这不是几个县的事情，这是整个国家“工程师思维”还在控制着大家，国家还没有太多的关于案例的传递方式。大家知道，美国、英国他们的法律体系中判例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方式，大家对法律的理解，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理解完全建立在对案例的传递基础上，通过案例的广泛传播，传播了某种法律、某种观念。但是我们在教育领域里面忽视了教育故事。其实一个教育故事的真实性即便在规模极大的学校中也是可以被识别的。所以，学校推出来的案例应该可以有真实性。校长应该为老师背书，使它成为一个真实的教学案例可以广为流传。教育故事在一个区、县的范围里所起的作用其实大于我们打的分数。因为分数在客观化的过程当中早已经把精神处理成数字了，但教育故事会保留这个精神。所以现在不管在幼儿园、小学、高中甚至大学，在评优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多的使用教育故事。因为真正的优秀是靠故事来传递的。

 幸福课里面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案例，例如赵会玲老师，一开始把幸福课当做任务，但是教学过程中产生了兴趣。例如南滩王老师，超级英雄变成了身边的同学。如果我们能够对故事进行专业的点评，把这种故事在老师之间传播，实际上是思想的传播。有时候定性评估，比定量评估还有效。这个故事不一定多么了不起和好，但是这个精神的传递是教师建设所缺少的、所应该带来的东西。

对小规模学校的考核：“达标率” 

曾老师：小规模学校可以提目标，但是其实不是和中心小学PK成绩。我们可以要求学校对孩子的“达标率”。比如某所小规模学校，原本20%的学生不达标，我们可以激励学校经过努力和时间，让15%的学生不达标。降低不达标学生的比例，让学生达标，都通过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包括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小规模学校联盟”，其实也是在一个体系里面做生态的改进。所以达标应该构成一种基本的评价标准。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应该修改对小规模学校的评价方式，提出达标率，而不是绝对水平的排序。

小规模学校的创新和改变需要带领

曾老师：小规模学校有没有创新？蒲洼小学的创新让北师大实验小学去看，会觉得这个创新不是很新，但在小规模学校这种创新其实非常可贵。所以这个时候要引入创新的力量，幸福课在景泰的开展方式是县城的大规模学校带动乡村的小规模学校去开展。如果用这样的引入和带领的方式，教育局又可以在评价体系上做出一些调整，那么小规模学校的生态环境就会获得很大的改善。小规模学校的老师在育人和与孩子交流方面的能力能够被识别，加上整个的评课体系能够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倾斜，当然更好的是在工资体系方面能有一个扭转，那么小规模学校的生态将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我认为校规模学校如何改变在整个教育体系里的“末端”的一个方式。让这个“最远端”改变为一个自在的的教育生态，这一点是需要这个国家一点一点的探索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正在努力做这个生态的转变。毕竟公立教育体系，是以基本的读写算作为目标存在的，公立教育体系的存在其实是这个社会的良心的体现。

今天的第一堂课就到这里，一个优秀的导师需要让学生知道“我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在整个大的体系里边认识自己。第一堂课借助小规模学校，我们梳理了整个教育体系。了解了个体的选择、集体的力量、公共教育的正当性这些理论，并一起讨论了小规模学校存在的意义，教师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作为目标的存在，以及孩子的发展如果按照效率的标准的话“范士铎”会成为“失败者”，但是作为人的发展的话就不一定。所以孩子在教育过程中的幸福感应该和教育成果是并重的东西。人从工业型社会的一个“工具”逐渐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自身的幸福感、创造性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转变成为教育的目标。这恰好也是我们幸福课所力图倡导的东西。

 大工业社会时代其实最有效的教学方式是大规模、反复训练和标准化。和很多人不一样的是我不反对衡水中学、六盘水中学、昌吉中学等超规模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对人的个性不那么要求的时代下，大规模成体系化的“生产”是最有效的。这样办学成本极低，资源回报率大，但是他的前提就是这个孩子需要成为符合“标准建”的前提条件，如果孩子慢或不那么顺从，就会发生问题。比如为什么很多男孩“不成功”？因为男孩不那么顺从，4年级和初二是不顺从最强烈的时期。从我们所说的学习效率来讲，大型学校其实也不应该被妖魔化。只是有些先天不适应这样大规模教育环境的孩子，所以还应当有优质的私立学校以及乡村小规模学校所承揽的社会责任。

 我们当今的教育教育孩子成人并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重新梳理了教育目标。最后我们希望改变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教育生态体系的构建。希望未来越来越多的教育局能够进行地方教育创新来改进地方的教育环境，也希望引入更多的创新机会，让小规模学校加入进来，激发出小规模学校的心态和心气。有时候教育就是一个改变心气的事，有些孩子在学校把心气磨没了，你再鼓励他你最棒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所以今天我们进行的抽象的思考，希望我们试着去思考和理解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