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三番屠四川

从顺治三年康熙初期，清朝开始侵入四川，在四川各地进行大屠杀。顺治四年（1647年）多尔衮、孝庄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公开发布告示，宣称：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杀光了以后，就把这些行为全部推给了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六亿的谎言。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四川被害者不下五百万人，而被张献忠杀害的至多只有十四万人，连同张献忠统制地区其它非正常死亡，最多只有三十到四十万人。更重要的是，在清军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四川大屠杀前，张献忠已经死了。至于张献忠屠杀六万万人有奇一说，有文献显示事实上是四川当地的地主以及南明将领污蔑和嫁祸张献忠。

迁海残民

康熙为了对付台湾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东南抗清力量，防止沿海人民造反起义，实行了大规模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法令。清廷强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50里，商船民船一律不准入海。其中广东地区曾连续内迁3次。清廷派满大臣四人分赴各省监督执行，违者施以严刑。四省中尤以闽省为最严。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烧毁，城堡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凡迁界之地，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重新划界围拦，不准沿海居民出海。迁界之民丢弃祖辈经营的土地房产，离乡背井，仓促奔逃，野处露栖。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康熙文字狱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家孟森专门写过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说“士大夫谈清代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经学臣吴郁生奏参，几罹于法，尚是专制束缚之余习。迹朱方旦之所犯，并无罪名。当时侍讲王鸿绪所参三大罪：一则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由今观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后一端，所谓新发明之脑力作用，尤为生理之定义，学界之雅言，略以为大罪，则今日之书籍皆当焚禁，学校皆当封毁矣。”康熙统治下发生的戴名世之狱，也称《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这个案件广为人知，这里也就不必浪费篇幅多介绍了。还是那句话，对于制造这些文字狱的皇帝，不谴责其暴虐也就罢了，若称颂其为仁爱，则似于事实偏离太大。

文过饰非也杀人

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